她是“名冠湘江”的才女，爱上毛泽东，一生未嫁，35岁香消玉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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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她是周南女校第一才女，她让毛泽东开不了口，她死时35岁，终身未婚。
才女诞生：书香门第与新思想启蒙
1896年，陶斯咏出生于湖南湘潭，富商人家，排行第四。
父亲陶启邦，经营典当与纸业，在湘潭县城小有声望，家里三进宅院，仆从不下十人，她从小不跟兄弟玩，独爱一人捧书，习字练诗，母亲识文断字，对她放任。
十岁能背《离骚》，十三写律诗入选《湘潭日报》副刊。
她性子倔，写文章说“女子不比男子差”，父亲摔了她的书。
1912年，清帝退位，新政如潮水涌入湖南，女子教育在湘潭尚属新鲜事物，她执意要上学。
家族反对，说是“败家女”，母亲托人写信，湘潭县令点头，陶斯咏成为第一批进入周南女校的学生。
周南女校初创，师资杂乱，校规严苛，陶斯咏没在乎这些，她写诗骂校规“如旧笼困飞鸟”。
1914年起，班上进来两个女生：向警予和蔡畅，她们宿舍在一起，彼此过命交情，老师点名她们为“周南三杰”。
她字写得快，稿纸上不打草稿，一气呵成，她写《女儿怨》，骂父母之命包办婚姻，她家里早给她定了亲，是表哥，做过县试第一名，她不理，信上写“宁做孤女，不作笼中雀”。
1916年，杨昌济从北京回长沙，在周南女校讲课，陶斯咏第一次听他讲“新文化”，讲“国家靠公民觉醒，不靠皇帝圣贤”。
讲完学生纷纷鼓掌。她回家后，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破旧之俗，女当为先。”
她买了杨昌济写的《达化斋日记》，书店里五角一本，反复读三遍，说他“文气不多，志气太多”。
1918年，陶斯咏正式加入新民学会，是第一批女性会员，新民学会创始人之一是毛泽东，当时学会才成立一年，成员不到三十人。
陶斯咏递交入会申请写了三句话：“愿为新中国育人；愿弃身世俗之爱；愿守清志一生。”毛泽东批上“准”。
她进学会第一件事，就是要求议事平权。男女同票，不许男生主导议程。
新民学会同人议事会上，陶斯咏第一次与毛泽东对话，毛说她“言多气盛”，她回一句：“不盛怎破旧俗？”
这段交往，埋下后来的情绪伏笔。
初遇与倾慕：书店偶遇与思想共鸣
1918年冬，长沙秋风凛冽，米价飞涨。
文运书局门口站着一个青年，身穿灰布长衫，鞋面开口，手捧一本新书，是杨昌济新出的《伦理学原理》，他在翻第十五页，店主已盯他许久，不让他久站。
陶斯咏进书局买书，看到那青年，皱眉又看一眼，书局不大，一共四排书架，那人正准备将书放回，站起，捂捂衣角离去，陶斯咏停住了，说：“你看得认真，要不要我请你？”
那人愣了，说不出话，她把书买下，塞给他，然后转身，那人就是毛泽东。
这件事在毛后来的友人中多次提起，他本人未明说过，但蔡和森在信中提及：“毛子得书于一佳人，书局之遇，终不敢忘。”
毛回去后，在新民学会写感想，说“今之女子，若陶斯咏，实不可轻侮。”陶斯咏收到毛的感谢信，冷冷回复一句：“我送书，不送人。”
之后两人关系拉近，陶斯咏进入新民学会，成了副会长，毛是会长，她主持的第一次议事，就提出“读书之外，要有行动”。
1920年，新民学会发动“驱张运动”，反对当时湖南省长张敬尧，陶斯咏跟毛泽东一起印传单、起草宣言。
晚上在文化书社排字排到半夜，书社缺钱，毛向陶斯咏借十块银元，她没犹豫，第二天就送去。
更大的资助，是文化书社开张前，陶斯咏从家里拿出200块大洋，她说：“不要写我名。”毛记录在账上，写“匿名助学”。
两人配合紧密，会后常一起走路回家，有一次下雨，毛借伞给她，她没说谢谢。第二天伞挂回书社门口，伞柄绑了一张纸条：“伞归，心未。”
这种相处并不持久。
毛泽东对她始终保持距离，学会内有传言，说陶斯咏喜欢毛，她不避讳，写诗曰：“苍天有意风中立，独向江头望君行。”朋友劝她收敛，她说：“感情何须遮掩？”
毛并不回应，他在信中说：“我志在天下，情难兼顾。”
两人意见也开始分歧。毛说要激烈革命，陶主张从教育改革开始，毛说“血未流，旧体制不灭。”陶反问：“你血流谁身上？”
更大的阻力来自陶家，父亲听说她与毛走得近，雷霆大怒，说：“毛家书香不多，口气太大。”
母亲暗地劝她放手，陶斯咏不肯，直到毛连续三次没来学会，信也不回，她才明白。
这场情感，从未开始，就已结束。
遗憾离别：革命与理想的分岔路口
1920年秋，长沙政局混乱，新军起事，书社被查，新民学会遭监控，毛泽东和成员准备南下。
临行前，陶斯咏约他见面，地点在南门口一家茶馆，毛来得晚，满脸风尘。
她没有说别的，只问了一句：“你以后写信吗？”
毛没答，低头喝茶，她从袋中拿出一个封皮厚实的信封，里面是两张银票，总共三十块钱，还有一张短条：“不为情，只为道。”
两人没有拥抱，没有告别仪式，这次见面，成了最后一次面对面交谈。
不久，毛泽东去了上海，1921年，他以湖南代表身份参加中共一大，会后在上海秘密活动数月，期间，曾绕道南京，见的是陶斯咏，不是情感，是交待。
据后来毛写给蔡和森的信，提到：“陶君意志如昔，问我何去何从，我未言。”这封信无多情绪，只有事实。
1922年起，陶斯咏逐渐淡出政治团体，她在长沙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粹化女学，地址在靖港镇，一栋老屋改建，全校第一批只有14名学生。
她亲自教语文、生理卫生、时事讲座，第一课讲“什么是独立人格”。
她挂出一张纸：“不准父母代签入学声明”引起不少家长不满，她回应：“你们给她身体，不给她思想。”
女学生多来自破落书香门第或小商家庭，她不收地主子女，学生丁玲曾写信回忆：“陶先生常说，女子若不争，终为他人之附属。”
有一年，她带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某县强迫女生嫁人，举着木牌：“婚姻非买卖，女子非物品”事后被警察传唤，她站在局子门口不肯走，直到校长出面担保才离开。
她不写情书，不提毛泽东，也不接受追求，彭璜，是省教育厅一位高官，追求她三年，她送他一句：“你我不一志，徒增烦扰。”
从1921年到1931年，她没有离开湖南一步，学校越办越难，经费紧张，教师流动大，她开始卖掉家中首饰维持办学，日记里写：“身无长物，唯存一志。”
毛泽东这时已在江西苏区，她知道他的消息，都是从报纸和朋友口中听来的。
香消玉殒：35岁的孤独与永恒
1930年底，陶斯咏开始咳血。
初以为是风寒，后来咳得整夜不能睡。医馆诊断为肺结核，她拒绝休学，坚持讲课，学生多次劝她停，她不答。
1931年4月，她卧床不起，所住为女校后院的一间小屋，墙上挂满书法与学生来信，床头放着一本翻旧的《女界钟》杂志，还有她自己订装的讲义本。
好友向警予和杨开慧相继牺牲，消息传来那天，陶斯咏没有说话，她坐在床边，一夜没睡。
她知道毛泽东被通缉，悬赏十万大洋，她躺着看窗外，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日记最后一页写着：“一生苦志未竟，惟愿众生自立。”
1931年6月5日，陶斯咏病逝于长沙，年仅35岁。
无丧礼，无祭文，她生前立下遗愿：遗体火化，不留遗像，学生为她写碑文，只刻十字：“陶斯咏，一生清志，为女界灯。”
毛泽东后来是否得知她病逝，没有确切记载，但据李维汉回忆，毛曾在1937年延安夜谈时，说：“她是我所识女子中，最有志气者。”
他写过一首《贺新郎·别友》，未署名、未发表，词中有句：“人间离别苦，最苦是心中未说。”是否写她，无明文，但向警予曾言：“若有未忘之人，唯她也。”
陶斯咏的手稿现藏于湖南图书馆，包括讲义、信件、诗词抄本，她一生未嫁，未入政坛，不写自传，不写情书，留下的，全是字纸。
有研究者评价她为“革命边缘人”，她不是领导，不是烈士，也不是家庭妇女，她是那个时代夹缝中的一线火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