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记忆——朝鲜妇女金鹤顺回忆慰安妇痛苦岁月
出生于吉林
我出生在中国吉林省。据母亲讲，母亲15岁时与父亲结婚，生活在平壤。由于日本人的压迫和骚扰，避难到中国去。母亲于1924年在中国生了我，但不到100天父亲就去世了。去世的原因不清楚。在异国他乡，没有熟人，作为女子很难生活下去，于是母亲就带着2岁的我又回到了平壤。
回到平壤以后，母亲带着年幼的我到娘家去，几乎是像乞丐似的勉强糊口度日。也许是因为无依无靠，母亲便虔诚地上了教会。记得我年幼时，跟着母亲也虔诚地上教会的情景。由于在教会里唱赞颂歌，我感到很神气，教会牧师又疼爱我，所以我很爱去教会。
因为我从小就脾气很犟不听话，挨了不少母亲的打骂。我不听话，母亲就骂我是“杀父之孽!”,又说“你父亲生前那么烦死人，让我苦恼，你继承了他的血脉!”一边说着一边为自己的身世不幸而唉声叹气。
我上了4年左右平壤教会办的学校，当时是免费上学，记得似乎上到11岁时为止。上学校既学功课，又能跑跑步，和同学们一起玩，很有意思。我跑得快，曾经当过“接力赛跑”的选手。在我这一生中，最令我怀念的就是那时的生活了，因为在那时自己想学就学，想玩就玩。
母亲曾经给别人家当佣人，早晨提着柳条编的饭盒给别人家去锄地或洗衣服。在我上学的那几年，母亲借来一台袜子编织机，在家编织袜子。我放学回来就帮助母亲干活。
我14岁那年母亲改了嫁。新的父亲带来了比我大几岁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当时，那个哥哥有20岁左右，那个姐姐16岁，她来不久就出嫁了。我不愿意跟新的父亲一起过，但喜欢跟那个哥哥一起玩。
妓院主人的养女
原来我和母亲两个人过，现在还要和让我叫爸爸的人一起过，感到实在很别扭，很不方便。我叫不出一声爸爸，也不愿意到他跟前去，和妈妈之间的感情也疏远起来，有时表示反抗，因而产生了隔阂。
妈妈把我送给养妓女的一家当养女，那时我才15岁。母亲领我到那一家去试唱歌曲合格了。记得那时，妈妈从那家养父手里拿到40元钱，并以几年契约让我住在那一家生活。那时我在家里已经感到很别扭，不愿意一起过，所以我感到这样心里反而痛快。
我去当养女的那家，住在平壤府经济里133号。那家还有一个比我先来的养女。我在那家被叫作金花，我管那个养女叫姐姐。我和那个姐姐一起上平壤的妓女养成所。养成所是两层建筑，大门上有大的牌匾，学生有300多人。我上两年左右，认真地学了舞蹈、打板子、诗词等。如果在养成所获得毕业证者，就有资格当妓女进行营业。但是，年龄到了19岁，官厅才发营业许可证。我毕业时才17岁，所以毕业后也不能营业。于是，养父带我到处转，想方设法去弄许可证。和岁数相比，我的身体看起来相当成熟，所以养父便多报岁数，与官厅进行交涉，但官方说实际年龄只有17岁，说什么就是不批准。
养父在国内不能带我们进行营业，但他说到中国去就可以营业赚钱。干是，在他家里一起修完妓女课的那个姐姐和我就跟随养父去了中国。那是1941年我17岁的时候。养父去中国以前曾与我母亲联系，取得了她的同意。出发那一天，母亲买一件黄毛衣到平壤站来为我送行。
日军夺去我的贞洁
我们三人在平壤站乘火车到新义州，然后过安东桥前往山海关。这时养父受到了宪兵的盘问，养父进宪兵哨所过了几个小时才出来。我们又重新坐火车，一走就是几天，途中有时睡在火车上，有时睡在旅馆里。听说到北京生意兴隆，养父带我们一直到了北京。
到达北京后，我们在一家饭店吃了午饭，刚一出来时，日本军人叫住了养父。有好几个日本军人，那个军衔章上有两颗星的军官问养父：“你们是朝鲜人吧?”养父回答说：“我们是为了赚钱到中国来的朝鲜人”。那位军宫说要赚钱就在你们国家赚吗，为什么到中国来呢，并说：“你们是间谍吧?到我那里去一趟!”，说着就把养父带走了。
姐姐和我则被其余军人带走，过了一个胡同，看见有一辆卡车停在那里。车上约有40至50名军人。那帮军人叫我们上车，我们表示拒绝，那帮军人一下子从左右两旁硬把我们抬上去。过了一会儿，带养父走的那位军官回来，卡车就开走了。那位军官坐在司机旁，我们又吃惊又害怕，蜷缩着坐在卡车上一直哭个不停。走了一段抬头一看，后面还有一辆卡车跟着。
我们是在下午被抓的，由于路程远而在卡车上过了一夜。途中听见枪声，大伙都下车爬到车下面躲着。在车内，军人给了我们一次饭团，还给我们一些面包，但我们依然蜷缩着坐在那里，头不抬眼不睁，一个劲儿地哭。第二天天黑时，卡车上的军人全都下来了。有几个军人带我们到一个家里，后来才知道那是中国人逃跑后，留下的空房。
那天天漆黑，又被惊吓，我们根本猜测不出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姐姐和我进入屋内，无法弄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互相望望对方的脸面，谁也说不清会发生什么事。过了一会儿，白天带走养父的那位军官进屋把我带到旁边挂门帘的屋里去。开始，由于要离开姐姐，使我害怕得要命，我极力挣扎着不去，但是那军官硬是把我拉到那个旁屋里，一下子抱住我，动手脱我的衣服。我反抗不让脱，结果衣服全被撕破了。最后，我这处女之身被那军官夺去了，当夜我被强奸了两次。
翌日拂晓前，那军官离开了这个房屋。我用被撕破的衣服勉强遮蔽身体坐着哭。那军官离开时冷冷地说，以后这种衣服在这里连穿都不能穿。军官走后，我想到姐姐还会在旁屋里，走过去打开门帘看了看。我看见一个穿黄军服的人躺在那里，姐姐也同样用被撕破的衣服遮盖着身子，也是坐在那里哭。当时我吓了一跳，马上放下门帘就回来了。天亮军人走后，姐姐推开门帘进来，我们俩心寒气塞互相拥抱着痛哭了一场。姐姐也说自己极力反抗而身上挨打了许多地方。那时我正与那军官撕扒起来，不知道旁屋里发生了什么事。
凄惨的慰安妇生活
我们俩在屋里未呆多久，后来就听见在屋外女人们说话的声音，是说朝鲜话的声音。有一个女子开门进来见到我们就问：“你们怎么来到这儿呢?”姐姐回答说来由，她就说：“既然来了就没有办法了，想从这儿逃跑可不行。只能认自己的生辰八字，就这么过下去吧”。这天，在用门帘隔开的两个房间里，军人们拿来了木制的床，并且给我们俩各分配一间房让我们住。
我们住的房子有两扇门，墙是红砖砌的，旁边驻有部队。后来，军人们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铁壁镇。我们住的是中国人的村落，也许是因为驻有日本军队，中国人都跑得一个也不剩。在这栋房子内，住了5名女子。22岁的静江年纪最大，宫子和贞子是19岁。静江给我和姐姐起了日本名字，我叫爱子，姐姐叫笑子。粮食和副食品由军人们从旁边的军部送给我们。我们自己轮流做饭，但因我年纪最小，洗衣服和做饭的活我干得最多。
有时，我们要求军人们送饭来，他们就把自己要吃的饭和汤送给我们。有时他们还偷偷地送给我们面包之类食品。我们穿的衣服是军人们穿过不要的棉布内衣之类。偶尔，军人们送来中国人逃跑时留在家里的衣服给我们穿。
静江日语说得挺棒，她一般地只接待军官。宫子和贞子比我们来得早，她们摆老资格，就把她们不愿意接待的那些粗鲁的军人推给我们俩。我讨厌她们，不愿跟她们相处来往。听静江说，她是从汉城来的。宫子和贞子，我没怎么与她们打交道，所以不知道她们是从哪里来的，又怎么来到这里的。
那栋房子共有5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棉布蒙上的床，门口放一个洗脸盆。静江给了我们装有消毒水的瓶子。把消毒水倒到脸盆里再对水，就呈现出粉红色。静江告诉我们，接待完军人以后就用这个水洗洗阴部。
那时，没有直接管理我们的人，但部队就驻在旁边，如果我们想要出门，哨兵就过问。实际上，我们对周围地方一无所知，哪儿也去不了。军人们一来，就直接进他们愿意进的房间。大约过了一个月后才发现，来的军人还是那些经常来的军人，看不见有新的军人进来，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专门接待这帮军人的。
军人们常常出去进行讨伐，一周内有三四天晚上出去讨伐，拂晓才回来。讨伐后回来时，军人们列队唱着歌行进。这时，我们就得起来等候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军人们下午来，但讨伐后回来的那天，则从早晨开始，军人们就拥进来。这时一天就得接待七八名军人。
下午军人来时，一个个大致30分钟以后走。晚上来，军人们是在喝酒之后才来。常常叫我们唱唱歌，跳跳舞，令人非常厌烦。有时，我就到后院去躲藏起来。一旦被军人找到，那他们就更加粗野地对待你。因为军人们随便进自己喜欢进的房间，所以进来的人，几乎都是固定的那么一些人。有的进来在30分钟内足足把人折腾个半死，有的却温静地呆些时间就走。有的军人进来硬把我的脑袋压在他的大腿间，叫我舔舔他的下面。还有的军人干完事叫我用脸盆里的水洗他的下面，有时我不乐意进行反抗，那么他就打你个体无完肤。
避孕套是军人们自己带来的，没有预先分配给我们。每周都由军医从后方带一名士兵，对我们进行一次身体检查。但如事情忙，隔周来一次。一听说军医来，我们就用消毒药认真地洗下面。军医来检查只要发现有一点异常，就给打黄色的606号针。打针以后一打嗝，鼻孔里往外直冒臭味，使人非常恶心。
临近来女性例假时，我们就向军医要棉花，积攒起来备用。来例假时也得接待军人，即使不愿意也毫无办法，军人一来还得接待。因此，只好把棉花卷起来插入下面深处再接待。棉花尽量搁深些以免经血渗出来。这样多次接待军人，有时棉花掏不出来，其苦难言。如果没有积赞下来的棉花，就临时剪些布条卷小点插进去。
在军人们不来的上午，我们就洗衣服或者集聚在中间房屋内互相聊天。但是，我的性格本来就不爱交际，加上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如何能逃出去，因而除了笑子姐姐外，和其他人不怎么来往，关系并不融洽。
军人们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似乎是经过部队许可后来的。起初，我完全不知道军人们来是否交钱，过了一些时候才听静江说，士兵得交1元5角钱，军官们过长夜得交8元。我问她军人交钱交给谁?她说我们应该收那些钱。但是，一直到我不再过慰安妇生活为止，也从来没有从军人手里拿到过一分钱。不知道静江是从哪儿知道的，说了那些话。
有一天，我们正在吃早饭的时候，部队的军人进来，命令我们无条件地尽快打好包裹。我们正在包衣服的时候，又催促我们快出来上车。于是我们慌慌张张地离开了那里。我们在那里总共呆了两个多月。在两辆卡车上，军人们都已坐好了，军官们则佩刀骑了马。那天日落以前，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离原先住的地方不太远，但更像是村落的地方，枪声比原先的地方还多。
这里的慰安所比原先住的房子还小。房间不是用布帘隔开的，而是用墙隔开的。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来的军人似乎少了些，军医也几乎不来了。军人们出去讨伐的次数增加了。早晨到我们这儿来时，提着酒瓶来的军人也多起来了。与原先的地方相比，我们觉得生活更加悲惨。
到新地方以后，我仍然一个劲儿地想怎么能逃出去。我和笑子姐姐多次商量过种种逃跑的办法。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那里的路，即使逃出去了，应该上哪儿去也茫然不知。我和笑子姐姐约定好一旦能出去时就一块儿逃走。静江年龄大，多方照顾我，但最要好而心心相通的还是笑子姐姐，所以只跟她一人说了心里话。
和银币商人一块儿逃走
移到新地方以后，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有一位看起来40来岁的朝鲜人男子，进了我的房间。原来非军人是不能进来的。他说，听说这里有朝鲜人女子，就利用军人们都出去讨伐的空隙，避开哨兵的视线溜进来了。又说他是从朝鲜来做银币买卖的商人。那时，我心里半喜半忧，对他说：“如果你是朝鲜人，出去时就带我出去吧”!不论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看来男人都是一样的。他也在我身上满足了自己的欲望。
然后，他想要自己一个人走，我就缠住他不放，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走，如果这样走我就喊人。然而怕旁屋里听见，我就小声说了。因为我想到如果旁屋的笑子听见，她也要一起走的话，就会被军人们发现。他问我怎样被抓来的，年龄多大。他说自己不是固定住在一个地方，而是在全中国到处跑，如果要跟着他一起跑，那是非常艰苦而危险的。
我哀求说：“途中死了也好，如果我跑不动把我抛弃了也行，只要你带我一块儿出去就行。”
记不得准确的时间，我跟他一块儿逃出慰安所，大概是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那时，本来就没有什么要打点的行装，我就什么也不带，两手空空的跟着他出去了。因为过于紧张，到底怎样逃出驻有部队的小胡同，现在一点记忆也没有了。就算军人们都出去讨伐了，但还应该有哨兵，竟然未被哨兵发现，我觉得那确实是天大的幸运。
我在北京被抓走4个月后，就这样逃出了那个地方。这时已经过夏天，开始进入了秋季。途中，那个人进入中国人逃跑时留下的空房子，拿几件衣服出来让我穿。他既熟悉地理，又很容易找到空房子。他说汉语也非常流利，经常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我却不会说中国话，经常提心吊胆生怕被逮住，因而只能紧紧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他对别人介绍我是他的妻子。他告诉我，他上平壤光城高等普通学校毕了业，家乡是平安南道大同郡南兄弟山面，在家乡有儿子。他说日语也很流利，字也写得好。我说要回平壤去，他说你自己不能去平壤，但未说明其理由。
看来他对中国的天地似乎全都明白，苏州、北京、南京等各地都转遍了。我不太清楚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估计大概是受中国人的委托，干传递鸦片的差事。
1942年我18岁那年冬天，我怀了孕。他说要生孩子，必须定居一处，便将我们生活的地方选在上海。我们在上海下车，过了黄埔江桥进入法租界定居了。在那里设有53个国家的领事馆。据说，如果进入日租界或英租界就有可能受到对方的袭击，不安全，于是我们进了法租界。
我19岁那年阴历9月20日，生了第一个孩子—女儿，1945年我21岁那年正月，又生了个儿子。就是说我们在上海一共生了两个孩子。我们在那里经营了名称叫作松井洋行的典当铺。由中国人出资，我们俩经营。有时还往外借钱，获得的利钱则与出资的中国人分。这个买卖总算比较顺利。
回到没有人欢迎的故国去
解放后的一天，一位叫俞一平的居留民团长告诉我们，要回朝鲜的人都出去坐船。1946年6月，我们坐船前往韩国。在分成两层的大船上，光复军也坐在一起出航。当时船票成年人1000元一张，小孩500元一张。我们花3000元，一家四口人都坐了那个船。船到了仁川后，据说是船上发现了霍乱病患者，不让下船。因此，我们在船上等了26天才下船，然后到汉城在长忠团(音)收容所内过了3个月。在那里，我们的大孩子传染上霍乱病死了。天气渐渐冷起来，丈夫说必须找房子住。于是四处奔走找熟人。最后借到一个熟人家的一间房，我们于10月份离开了收容所。
没有福气的一生
在汉城，我做蔬菜买卖，丈夫到工地去干活挣钱以维持生活。“6.25”以后，丈夫一边在代书事务所工作，一边还干些街道工作。另外，还干了些给部队交纳副食品的工作。有一天，为了交纳副食品去接受检查，结果那栋房子突然倒塌下来把丈夫压在里面了。我接到消息跑过去一看，那家房顶因连续几天的大雨倒塌下来了。好几个人被压，有的当场死亡，有的倒在血泊中做垂死挣扎。我的丈夫被抬到红十字医院去，过了50天就死了。
虽说是丈夫，但在一起生活中我受了他的很多苦头。因为他知道我当过慰安妇，喝了酒心情不好时，就说出犹如向我心脏插刀的话。回国以后，丈夫挨近我，我也感到讨厌。我时常为自己的身世不幸而感到寒心。因此，我不愿意听他摆布，结果挨了他更加难听的谩骂。有时他当着儿子的面，骂我是臭婊子，说什么给军人们卖淫啦等等。每当这时，我只是怨恨自己丑恶的经历。
把丈夫火化以后，我和儿子一起过。因为丈夫给了我那么多的精神痛苦，他死了以后，我也并没有怎么感到悲伤。我从工厂把针织品批发回来，到江原道等地去推售给各小铺。我到江原道去，有几天家里就空着，于是我从束草一个贫穷的家里要回一个孩子一起过。当我的儿子上国民学校四年级时，为了让儿子看看大海，在他放暑假时，我趁去束草推售针织品的机会顺便把他带去了。那时，儿子到海边去游泳，突发心脏麻痹症死了。我觉得没有父母之福的女人，就得不到丈夫之福和儿子之福，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兴趣。
我多次下狠心要自杀而吃了药，但未能死去。1961年，我毫无目的地去全罗道，碰上什么活就千什么活，然后靠吸烟喝酒打发日子，整整过了20年。后来觉察到自己如此彷徨而没有什么目的地过日子的样相多么可悲，想到再也不能这样可悲地生活下去，就回到了汉城。我到全罗道后，经一个人介绍，给一家去做饭。在这一家干了7年，因为心脏跳得太厉害，干活太吃力，于1987年离开这一家，自己单独过日子。当时，我用自己辛勤地积攒下来的钱，买了我现在住的房间。
经过洞会(韩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介绍，我去参加就业事务工作时，偶然遇见了一位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老太太。因为我也受到过日本人的许多迫害，为自己的不幸人生而怨恨不已，很想跟她唠唠，就给她说了自己曾经当过军队慰安妇的事实。从此，我作为国内第一个慰安妇的证言者，被邀请到各地去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现在重新回忆那时候的情形，感到非常吃力，很难开口。
我哀叹自己为什么没能像别人那样堂堂正正地生活过来。看到别的老人就心想“她们不会是像我那样吧”,情不自禁地和她们作比较。我现在的心情是恨不得把那帮夺取我贞操使我变成这个样子的坏蛋撕成一条一条的，但不知如何解开我怨恨的心情。现在我也不愿意再作进一步的回忆。我怀疑韩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对于像我这样死了就拉倒的一个女子悲惨的一生，能有什么关心呢?
